多年前，北京平安大街的改造就有被“伤”着了的感觉。迄今为止，这条街的改造都没实现古建筑和商业文化的复兴，倒成了北京市民对交通不畅的诟病，而秀水街的拆迁入户也没了过去购物的趣味。在这些古街区和街道的基因变异后，人们再也无法找回当年那种感觉。因此，前门改造能不能不步后尘？显然在其开街时有了几多追问。

一问前门改造属不属于工程突击？

翻开前门历史上的五次修缮，大多属于不可抗力。清康熙十八年的第一次修缮，是因京师大地震；1900年的第二次修缮，是八国联军入侵使前门几乎被毁；上世纪70年代的第四次修缮，是店面破旧不堪难以承受客潮冲击。只有20世纪20年代的第三次修缮，属于正常的项目改造，当时中国民族工商业到了鼎盛时期，使这一街区有了改造的动力和迫切需求。而正是那次修缮，奠定了前门大街名店如云、市声鼎沸、行人如织的繁荣。回顾这几次的历史经验，仓促改造都带来失败，而从容不迫却往往形成大复兴和大发展。那么，我们从去年5月动工的前门改造，在只用了一年零三个月时间后，就能把一条全长840米的大街还原到“天街”的原生态面貌？显然，从整个修复的时间长度和节奏看，存在着为奥运突击赶工的痕迹。这种时间上的局促，能不能保持和发扬前门大街的核心文化？显然需要在开街后让更多的实践检验。　

二问前门改造是不是体现了独具匠心？

前门地区是老北京市井文化的主要象征，自明清以来，这里一直是北京建筑文化、商贾文化、会馆文化、民俗文化、梨园文化的聚集地。与其说这里是一座鲜活的北京民俗博物馆，还不如说是老北京市民文化的集中表现。因此，在这样一个独一无二的环境里，如果你表现不出独具匠心，不能让那些了解前门文化的民间大师去巧夺天工，显然无法在改造中忠实地还原建筑风格，实现原汁原味的材料修复，更谈不上丰富其肌理的原创目标。虽然工程召集方也提出了以“中国门脸”完成内部装修的要求，但大量当代建筑材料的应用，还是使前门的老北京文化基因在模仿中强烈变异。当人们今天在这条街上看到的鸟笼只是貌似而不是神似时，让我们不由得怀旧起当年老人们在前门街头下棋遛鸟的轻松场景。

三问前门改造为什么不设商业特区？

前门是昔日北京人衣食住行的写照，如全聚德烤鸭、都一处烧卖、亨得利手表、张一元茶叶，这些老字号的存在，已超出了普通商业文化的含义。眼下，在政府商业老字号专项基金的扶持下，虽然也有13家老字号表示全部回迁，但因这些回迁老字号都面临着体制不同、企业性质不同、知识产权等归属不同的问题，因此，不在前门大街统一安排“商业特区”的特殊政策，显然无法实现商业文化的资源整合，而苹果电脑、星巴克、阿迪达斯、普拉达等国际知名品牌的进驻，更加大了双方在税收方面公平竞争的难度，这一点尤其不符合国际惯例。这样的分割和分歧，显然不能依靠成立一个“天街商会”就能实现融合。

四问前门改造是满足原住民文化还是跟上国际流行？

对前门地区的修缮虽然也进行了反复研究，并邀请了谢辰生、宣祥鎏、王世仁等本土专家展开了评议、修改。但眼下，北京毕竟是一座1600万人口的移民城市，每个人都有自己心目中的前门大街，不同的文化背景带来的不同诉求，显然不能单靠原住民定夺方案。遗憾的是，在方案论证中，我们忘了“北漂”这个特殊人群，以及国际友人的献计献策，使前门大街的改造既无法满足原住民文化需要，也跟不上国际化流行。我们应该知道，虽然在工业化时代，文化逐利性的调节不能只靠说教完成，更有效的办法是把天桥把式和郭德纲相声推上商业舞台。但假如这些老北京民间艺术缺少外人喝彩，那么，我们就更难解释京剧的票友为什么反而都是些来自工业化发达国家的洋学生。因此在稍后的扩大改造和调整中，前门改造决策者还须听取更广泛的民意。

五问前门改造换没换传统思维？

在抢救前门文化的过程中，我们的决策层有没有想过调整抢救的思维。比如可对前门文化的档案解封；可利用街区雕塑浓缩历史，以再现这条大街胡同牌坊的年表记录。实际上，抢救和恢复前门文化不能只依赖文化、文物部门的单向作用。承担老社区、老胡同拆迁和施工的开发商、建筑商同样有义务承载上述社会责任。而且企业在立项和开发前，就必须对这些文化的复原作出合同承诺，以便对其历史沿革、文化遗存、知名人物展开针对性、延展性保护。因为前门文化的历史内涵和价值基因，不仅仅是建筑物的叠加和组成，它包含着更多经济、外交、地理、生态和环境元素。显然不是一个普通前门文化所能够概括的，这条街的文化甚至还体现了几个世纪以来中西经济的交往史。

当然，改造和修复前门大街，更代表着新一代北京人的文化气质和精神风貌。因此，在寻访历史的过程中，更重要的是整理出历史文化基因。因为新北京除了需要更多老建筑的保留，同样需要新陈代谢的历史继承、文化延续和各种嫁接。发展好、保护好前门这条名街，考量的是一个城市的文化修养和建筑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