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1日,刘承德拖着几个箱子,迫不及待地从京城南郊的一处出租屋里搬回到前门地区排字胡同的家中。 “在外头住着不习惯,还费钱。”7月24日,刘承德对前来采访前门地区改造工程的记者抱怨道。
刘承德属正蓝旗,满族老姓为钮祜禄,是地道的“老北京”,半辈子从未远离前门地区。这次因前门地区改造涉及到自家房屋的修缮,4个月前他才首次“出远门”。
在刘承德看来,自己还算是幸运的,隔壁多年的老邻居被“忽悠了,拿着钱走了”,“恐怕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了”。共同生活了大半辈子的人们命运被一下子改变,有人向左,有人向右,而充当此股力量的则是始于去年的前门大街修缮改造工程。
然而,这一大规模的工程也引发了大规模的争议。支持者说,这项工程向着拯救北京日渐消失的胡同又迈出了一步;批评者则说,这一地区正在被“迪士尼化”。
只是,此次前门大街的改造工程,在国内城市化进程加快的今天,或许可以告诉我们更多。若它可以从作为孤本的案例逐渐演变为城市发展、城市改造的范式,那么它如今面临的困境与冲突,也不过是它为了完成启示录的塑造而必经的阵痛。
时间之辩
“从20世纪70年代起,前门就慢慢衰退了”,刘承德惋惜地说,“当时的大拆大建,动了北京的龙脉”。
刘承德的说法也许太过玄妙。不过近些年来,前门也确实失去了往日的光鲜,建筑破败不堪,不少房屋都成了危房。
在清华大学城市规划系教授邓卫眼里,在一些历史文化名城,都存在此种落败的老城区,这是一个世界性的、普遍的难题。而人口密度高、设施比较差则是这一地区共有的特征。
顺理成章地,崇文区政府在2007年5月启动了北京前门大街两侧修缮改造工程,以期完成该地区的复兴,同时寄望在北京召开奥运会的时候,向世人展现北京传统文化的勃勃生机。
而这一切在刘承德看来,都是“为了旅游”。而其中渗透的迎接奥运的意图在一些专家看来也不足为取,“旧城改造是一个长期的工程,不应该为它设置一个时间点,这样显得太功利了”。
在地产名人潘石屹出场之前,前门地区的修缮呈现了城市改造的普遍规律,与其他地区相比并没有特别之处。
“潘石屹?不认识。”面对记者的询问,刘承德不以为然地摇摇头。
刘承德也许不知道,潘石屹将对其余下的生命产生巨大的影响。
在前门改造工程启动之后不久,潘石屹宣布拿下前门大街改造地区44块地中的33块,全面介入到该项改造工程当中。
在有了潘石屹的介入之后,厚重的前门大街也似乎有了些许娱乐的色彩。
前门大街的开街时间,从最初的5月1日一路变更为目前确定的8月1日,不变的是络绎不绝的、期望可以第一时间看到前门开街的人们以及因此而躁动不安的媒体。
“谁知道8月1日会不会真的开?”刘承德嘟哝了句,“多少人想来这儿拍个照都拍不了”。
文化之辩
“这活做得真糙,糊弄人的”,刘承德指着外墙的一角对记者说,“这些都不是用真正的砖头砌的,就是在表面上贴了一层瓷砖”。
老人带记者走入院中,随手拿起一块堆在墙角的瓦片,用力将它掰开。
“你看,我的力气也不大,用手就能把它给掰坏了。现在的瓦片都是用机器做的,质量不好,不像原先是手工做的。”刘承德指了指屋顶说。
这些细微的差别,对于游客来说应该不会太计较,但在这些老北京人眼里,这反映了一种文化的断裂。
对于在修缮古建筑时是否应该完全沿用旧时技法,一直是争议不断,冲突不断。有人从成本的角度出发,认为这无伤大雅,没有必要死守某一时间点。而另一些人则坚持要尽量沿用旧时的工艺、材料,来尽量还原它本来的面貌。
这一冲突,贯穿了整个改造工程。其实改造过程中,最大的冲突则是围绕是否要拆除旧有的胡同、四合院而展开。
此番包括修缮与拆除的改造,能改变原先房屋破败繁杂的状况。不过在一些专家看来,这也意味着许多代表历史的旧住宅与老建筑将被拆除,取而代之的则是水泥钢筋为主的仿制品,整个前门地区也将从著名的百年商业街退化成一个几近主题公园式的仿古复制品。
“很多老北京人都搬离这里了,这一块的北京味是越来越少。胡同里也没有原先那么热闹了。”刘承德说。
主体之辩
“客居。”这样一个文绉绉的词从刘承德的口中蹦出,令记者颇感意外。
“大街开了之后,像我也就买茶叶会去那儿。虽然老字号还是那些老字号,不过门面店铺都是招拍来的,对于这些老字号来说只是客居,随时都可以走。不像从前,在一个地方一待就是一辈子的心态。心态变了,做生意的方式也就会变了。”刘承德认为。
一位地产咨询机构的经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前门大街改造引进SOHO中国这一大型地产开发商持褒扬态度。“像这种旧城改造,过去政府往往会引入很多的开发商,这会造成鱼龙混杂的情况,很难有一个整体的规划。”
不过邓卫对此种以开发商为主体的旧城改造模式并不认可,在他看来,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城市文化很容易会遗失掉。“比如之前的什刹海改造,虽然四合院、老胡同等建筑布局保护很好,但由于周边建的是高档住宅,其间的住户大多变为了港、澳以及外国人,味道和氛围都变了。”
对旧城改造颇有研究的北京富达尔咨询机构总经理刘世能也向记者表达了要将旧城改造公益性一面放大的观点:“北京旧城改造应强调政府主导、公众参与、市场化运作和微循环式推进。其中,市政府应当是旧城改造责无旁贷的责任主体、投资主体和组织主体。”
在他眼里,旧城改造应该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需要持续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而不是追求短平快式的改造模式,一个地区的文化形态的改造更应该是生长而不是硬生生地移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