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一窝蜂涌向不动产时，欧美城市几十年城市面貌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跨国公司却飞速发展，日益控制全球资源配置的上游，攫取大量的超额利润。在中国百业待兴，自主创新特别缺乏的背景下，房地产回报率如此之高，形成了很危险的导向。故此，各级政府，应该迅速制定基于行业平均利润率的宏观导向。可以设计一个累进的基数，在政府与开发商之间进行重新分配。比如，在超过平均利润率10%-20%的部分，可以考虑政府与开发商五五分成；在超过平均利润20%-40%的部分，可以政府得60%，开发商得40%；在超过平均利润率40%-60%的部分，可以考虑政府得80%，开发商得20%；在超过平均利润60%-100%的部分，政府得90%，开发商得10%；在超过平均利润率100%时，则100%交归政府。

    对最终投资者的调控，也至关重要。房地产的增值，基本上是一种城市环境丰度的指示器，因此应该开征不动产增值税。这个税项并不是要在转让时才征收，而是每年都应该根据当地的权威评估，确定征收系数。对自己没有住，也没有能够租出去的房产，还应该加收空置房税。这种对占用国家稀缺资源的惩罚性征税，有助于遏制囤积住房的过度投资行为。

    在注重体制和流程建设的同时，也要整顿房地产开发秩序，对违规违章的项目该罚就罚，对隐瞒不报的收入课以重税。可以从公示土地使用证、规划许可证、建筑许可证开始，让现在已经买了房的业主看看，他们的公共权利是否被侵犯。如果被侵犯，就要加倍补偿他们。补偿之余还要把一大笔资金用于改造城市公共设施和地下基础设施。

    在今后一段时间，围绕着土地资源支配权结构的重新调整，不可避免。我们需要重新审视我们国家的提升国民福利层次的总体战略，需要检讨我们的城市开发方式和一系列体制安排。惟其如此，才能真正进入和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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