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1日，万科发表公告称，将在未来3—5年内分期投入人民币一亿元，参与四川地震灾区的临时安置、灾后恢复与重建工作。

当然，社会上也出现抵制房产开发商参与灾后重建的呼声——灾后住房重建绝不能引入开发商，开发商的逐利性只会抬高建房成本!因此，有关部门应该抓住这次灾后重建的时机，突破过去由房地产开发商控制的房屋建设开发模式。

但是也有专家认为，灾后重建不应把房地产开发商排除在外。市场经济的前提下，灾后重建工程也完全可以在经济利益和社会公益中间取得平衡点。灾区重建项目利润很低，重建之路相当漫长，需要政府出台相应的配套鼓励政策和措施，才能吸引更多开发商参与。

开发商瞄上灾后重建

汶川大地震，全国地产界都为之牵动，并且积极行动起来。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2008年5月21日上午，地产界捐款总额接近10亿元。

然而，当捐款已不能充分表达地产商心系灾区的“社会责任感”时，众多房地产大公司开始另辟蹊径，选择直接参与灾后重建。

5月21日，四川省建设厅发布《关于做好地震重灾区过渡安置住房建设工作的紧急报告》称，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牵头发起了在全国组织援助四川100万套过渡安置房行动，8月10日前分三期完成安置房建设。

消息一传出，多个房地产企业表示愿意积极参与。5月20日，北京市安置房建设方案出炉，北京将承担为震灾地区建设 8万套彩钢板活动房的任务，其中建工集团承担1．5万套，而北京市的八大集团如住总、城建等，也都承担了一定的建设任务。

5月21日，由北京建工集团14名专家和市建委6名官员组成的四川灾区建设周转安置房先遣部队抵达绵阳，这是全国首批进入灾区的周转安置房建设队伍。在与绵阳抗震指挥部接洽后，他们从绵阳出发向四川受灾最严重的北川县前进。

近日，万科集团董事长王石及总经理郁亮亲自带队，邀请清华大学结构专家组与万科建筑研究中心20余名工程技术人员，对成都万科历年开发的全部住宅小区展开了勘查。

据万科方面称，经过两日现场勘查，初步确定成都万科项目主体结构安全。同时，专家组拜会四川省建设厅，并商讨提供相关技术支持的方案。近几天来，他们又赶赴都江堰、绵阳等地，协助有关部门对受灾建筑物现状进行勘查。

5月21日，万科发表公告称，将在未来3—5年内分期投入人民币一亿元，参与四川地震灾区的临时安置、灾后恢复与重建工作，并以绵竹市遵道镇为重点，并强调“该项工作为纯公益性质，不涉及任何商业性(包括微利项目)的开发”。

据悉，珠江地产有两个在建项目离震中仅50多公里，分别位于都江堰和温江。5月21日，珠江地产北京公司营销总监赵津表示，珠江的项目在这次地震中安然无恙，珠江地产已经捐出都江堰项目的100套住宅，用于安置灾区孤儿。

除了如何安置灾民外，学校、医院等公共设施的重建和防震安全，也受到众多房企的关注。合生地产有关负责人表示，合生推出了“爱心 18”活动，将资助灾区建设18所以上的希望小学，同时，还会倡议社区业主领养地震灾区孤儿，资助灾区儿童学费，资助其完成学业。

绿地集团也紧急启动“地震无情、绿地有爱”赈灾计划，与中国红十字会、四川省民政厅取得联系，宣布首期出资300万元捐建6座灾区中小学，计划通过绿地集团成都、重庆事业部的力量，规划、设计和建设全新的中小学校。

凯德置地所捐赠的500万元人民币中，也有300万元将通过青基会，专款用于重建6所学校，帮助受灾儿童教育恢复。

华业地产表示，该公司还计划要捐建希望小学，并且已经和设计院合作，着手学校等公共设施的防震研究，以期制定出一个标准性方案，为地震多发地区提供技术上的支持。

今典集团旗下的苹果基金会也已开始就灾后重建事宜着手工作。重点放在基层教育和乡村医疗等方面，并将根据灾区的实际需求，进行适当增加和调整。作为针对西藏阿里地区惟一进行持续性运营的非政府慈善机构，苹果基金会本身拥有长期基层教育和基层医疗工作的经验。

早在2005年进入重庆市场的国美系鹏润地产，目前累计捐款约 5700万元，一度名列地产公司捐赠排行榜榜首。据公司总部相关人士透露， 目前员工的捐款还在继续。与此同时，公司也正在研究直接参与灾后重建的方案。

著名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发布的最新报告称，四川地区的灾后重建计划，很可能会为专注大型住宅社区以及公共建筑配套的开发商带来新商机。

据不完全统计，汶川大地震已造成546．19万间房屋倒塌，593．25万间房屋严重损坏，数百万人无家可归。因此，成都、德阳、绵阳等城市的灾后重建工程相当庞大，涉及住宅、商业及公共建筑配套等多种层面。如果开发商愿意介入这类半公益的重建项目，尽管利润率较低，但是由于规模庞大，利润也相当可观，而这也是政府、开发商、灾民三方共赢之举。

是否该让开发商远离灾后重建?

目前，地震灾区的灾后重建工作已成为举国关注的焦点。在此过程中，开发商明确表态：“灾后重建，开发商理应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开发商在灾后重建中到底应该发挥什么作用，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开发商毕竟是一个逐利的群体，以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的，而灾后重建是政府所主导的由公共财政所支持的公共建设行为，当两者发生冲突，就不仅仅是利益上的冲突，还有立场与理念上的冲突。前者是追逐利益最大化，而后者是追逐公共产品质量的最优化。

实际上，在日本的兵库地震发生后，日本在重建过程中并没有大规模的引用商业开发模式，他们充分利用的是建筑商的力量，而不是开发商的力量。

在中国，许多人把开发商等同于建筑商，这其实是一种认识上的误区。在中国房地产产业链条上规划由规划单位做，设计由设计单位负责，工程施工有建筑企业负责，开发商扮演的就是“中间人”角色。

而且，从资金来源上看，许多开发商的自有资金寥寥无几，主要通过让建筑企业垫资(向建筑企业转嫁风险和成本)、预售房(向购房人转嫁风险和成本)、直接贷款或假按揭(向银行转嫁风险和成本)等方式，来维持经营。既然如此，何不直接发挥建筑商的作用，而要让开发商再从中牟利呢?

因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投资与市场研究室主任曹建海强调，灾后住房重建绝不能引入开发商。开发商的逐利性只会抬高建房成本。政府可以为灾民的住房建设无偿划拨土地，做统一的土地安排，并规定容积率，然后政府通过征集、价低者得的招标方式选择建筑材料供应商以及房屋建筑商。

在灾后重建中，强调过程的透明与公开，多让建筑业参与，减少一个开发商环节，不仅可以节省成本，也可以进一步激活竞争。我国现在有建筑业法人企业单位12．8万个，建筑业个体经营户56．5万户，就建筑业而言，竞争已经比较充分，与人数较少、垄断程度相对较高的开发商相比，建筑商的竞争更充分，更有利于提高建筑质量和降低工程造价，而且，在灾后重建方面，建筑企业比开发商要专业得多。

灾后重建涉及到大量的规划问题和技术问题，包括重建地段的地质勘探、城乡规划等，技术性非常强。灾后重建的住房建设开发模式，这是一个体制问题。应该抓住这次灾后重建的时机，突破过去由房地产开发商控制的房屋建设开发模式。

事实上，现行的房地产开发商模式，应该说是改革开放的重要产物。现实已经证明这种房地产开发商模式，实际上是以倒卖土地、资金、建筑活动、成品房屋的重中间商和皮包商，对于社会没有任何意义。如果硬要说它有意义，那就是专门为腐败、权钱交易而诞生的畸形形态。

有关专家认为，应该抓住这次重建机会，突破开发商体制。按照新的重建模式，应当由政府来做建设的甲方，因为房屋建设的组织管理工作非常简单。资金也是非常充裕的。有中央财政拨款，有专门灾后重建债券，有对口城市支援，有社会捐助，加上银行的相关贷款，完全可以作为城市住房重建的启动资金。

大地震是一场民族灾难，我们应该万众一心，为灾区重建家园，而这一过程中必须让逐利者走开，这既是确保灾后重建公益性的需要，也是确保建筑质量的需要。

当然，也有专家认为，灾后重建不应把房地产开发商排除在外。市场经济的前提下，灾后重建工程也完全可以在经济利益和社会公益中间取得平衡点。

灾后重建亟待规范化

就在抗震救灾工作加紧进行之际，灾后重建工作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中央财政今年先安排700亿元，建立灾后恢复重建基金，明后年将继续作相应安排。在灾后重建中，学校、医院等公共设施的建设，一定要严格执行足以抵御特大地震的抗震标准，杜绝再出现“豆腐渣工程”，为此必须更加严密地防范和破除“赌徒心理”。

“赌徒心理”在建筑领域普遍存在，一些开发商为最大限度地节约成本，或者一些参与规划、开发、招投标、建设、监理的人员为了吃“黑钱”，总是趋向于大幅度降低学校、医院等公共建筑的抗震标准——之所以把重点放在公共建筑，因为在公共建筑上更容易玩“猫腻”。即大地震发生的概率极低，基本上无需考虑，只要把各个环节都“打点”到位，建筑抗震标准即使降到最低也不会出事；万一发生大地震，学校、医院纷纷倒塌，虽然会暴露出“豆腐渣工程”的所有问题，但大地震对所有人都是灾难，让所有人都置身于“非常时期”，谁还会认真追究建筑质量责任呢?

汶川大地震造成四川灾区不少中小学校舍呈粉碎性倒塌，一些承受着丧子之痛的幸存家长们，空前地团结在了一起，要求彻查教学楼可能存在的质量问题。

据称，四川省绵竹市五福镇富新二小的教学楼在地震中坍塌，造成127名小学生不幸遇难，引起绵竹的上级市德阳市市委的关注。

面对数百位死难孩子的家长，德阳市常务副市长张金明承诺，将在一个月内查明富新二小教学楼是否存在质量问题，一旦查出此事中有人涉嫌违法问题，“我们将把他送上法庭!”

灾后，教育部发文要求提高学校的建筑防震标准。但仅有这些是远远不够的。本次灾难中，不少 1990年代以后的学校倒塌，但一些老的教学楼反而没有塌。

据了解，北川县刘汉希望小学没有塌，其造价仅为每平方米400元，比当时国家拨款给公立学校的建房标准还低。这说明，除了在投资、设计上提高建筑防震标准，建设施工中防范“豆腐渣工程”亦是关键。

而“豆腐渣工程”，则牵涉到灾后重建中公共建筑的公共监督问题。对于医院、学校等公共建筑，除了建立健全制度体系，制度性地引进专业监理机构之外，是否还应该在建筑施工中制度性地将家长、教师和医生变成公共监督的力量?答案应该是肯定的。这些公共建筑直接关系到孩子以及病患、医护人员的安危，他们的监督将是最有力的监督之一。

为严防建筑商、开发商在灾后重建中继续赌博，除了要在规划、招投标、监理等相关环节加大监管力度，最大限度防止有关人员玩“猫腻”、吃“黑钱”，还必须兑现建设部、国资委等部门作出的承诺——“若发现震区建筑存在偷工减料将严惩不贷”、“震区豆腐渣工程将严惩”，如果查实地震中倒塌的一些学校、医院等建筑为“豆腐渣工程”，必须对有关责任人严加惩处。

只有让开发商中的“赌徒”意识到，降低建筑抗震标准是一种风险很高的游戏，即便大地震一万年也不会再发生，他们的“豆腐渣工程”也一定要被揭露、被追究，他们才能打消“赌徒心理”，实实在在地为灾区盖房子，盖结实的好房子。

因此，政府部门需尽快制定相关法规或以发布文件的形式，明确民间参与重建的规则，至少订立一个框架性的文件，对这些已经热情操作中的民间机构正在进行的前期工作有所指引，使他们的重建热情得以延续。

灾区重建项目利润很低，重建之路相当漫长，需要政府出台相应的配套鼓励政策和措施，才能吸引更多开发商参与。

在地震发生前，众多开发商面临楼市降温和银行收紧放贷条件造成的资金压力；而地震发生后，对积极参与灾后重建的开发商将享受政策优待，可延缓归还银行贷款，拿地后1年内必须开发的政策，也有望适度放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