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的物业税改革中，我们有两种选择：第一，给政府开辟新的财源，多征税。第二，促进社会公平，改善资源配置效率。显然，不同的目标相应的对策必然不一样。

当前，我们必须考虑到有可能出现的不稳定因素主要出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金融，一个是社会问题。由于金融体制改革严重滞后，我国的金融体系非常脆弱。因此，务必要切断房地产泡沫经济通向银行系统的渠道，确保经济运行的心脏——金融系统不出现大问题。

贫富差距不断加大对任何一个社会而言，都是一个危险的因素。在这方面，务必要努力缩小贫富差距，照顾社会上的弱势群体。研究开征物业税就是要高屋建瓴，围绕着防范危机的大题目做文章，而不是单纯地纠缠于各个集团的利益分配。

2007年全国财税收入已经突破了5.1万亿元，年增长速度为31.4%，远远超过了GDP增长速度和居民收入增速。显而易见，开征物业税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再开新税为各级政府敛财。

从理论上来说，也绝对不是税率越高，政府的财税收入越多。经济学中有条拉弗曲线，描述税率和财政收入的关系。

当税率为零的时候，政府的财税收入为零。如果税率高达100%，必然扼杀生产积极性，政府的财税收入也降为零。随着税率的升高，政府的财税收入呈现一条凸曲线，在中间的某个位置达到最高点。中国13亿人，其中7亿农民承担的税负比重很小，税负主要落在5亿多城镇居民头上。羊毛出在羊身上。无论是以什么形式征收，城镇居民平均每人对政府公共开支的贡献差不多1万元。从总体来说，中国老百姓承担的税负并不轻，也许应当逐步减税才对。

按照易纲教授的归纳，征收物业税可以起到多方面的作用：第一，征收物业税有利于理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第二，有利于优化房地产税制。第三，有利于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和资源节约型社会。第四，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使其向提供公共建设、公共服务方向发展。

根据中国目前的国情，为了深化改革，促进社会和谐，征收物业税的主要目的也许应当确定为以下几点：

首先是缩小贫富差距。众所周知，有钱的人住的房子大，理应多交税，穷人住的房子小，甚至没有房子，他们理应少交税或者不交税。在十七大文件中正式提出了财产性收入，住房是居民财产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由于房价暴涨，住宅价值也随之攀高，户型越大涨得越快。对于这部分资产性收入征税是完全合理的。当前，中国的贫富差距居高不下。根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2006》提供的近年来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的测量指标，在127个国家里，中国与几个拉美和非洲国家并列于第95位。收入不平等程度高于中国的国家有29个，其中27个是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亚洲只有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两个国家的不平等程度高于中国。非常遗憾，中国被列入少数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很高的国家。

值得特别关注的是，近年来贫富差距非但没有缩小，还在继续加大，这说明我们的税制亟待改革，其中物业税的缺位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有些老百姓一听到要开征物业税就暴跳如雷，骂不绝口，反映出民间对税收负担过重怨声载道。其实，开征物业税的目的恰恰就是要帮助低收入家庭，通过开征物业税提高地方政府转移支付和改善公共福利设施的能力，缩小贫富差距。此外，征收物业税还可以让广大民众分享房地产（包括土地）升值的好处，有助于促进社会公平。

其次，整顿房地产市场秩序，抑制囤房投机需求。目前，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中许多有钱人买上好几套房子，空置在那里。在深圳等地投机炒房成风。中国人多地少，土地资源特别紧缺，许多家庭还存在着严重的住房困难，因此，不应当鼓励个人占有过多的住房面积，更不应当纵容房地产过度投机。征收物业税可以提高占有成本，促进不动产的有效利用，降低空置率，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房地产投机需求。

其他还有，改善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分税情况，规范地方政府批租土地过程中的短期行为，增强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激励，整顿不合理税费，减少房地产企业的税收负担。

总之，开征物业税的首要目标是缩小贫富差距。因此，在设计物业税改革方案的时候，绝对不能再给低收入者增加负担。通过征收物业税改善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照顾社会弱势群体，促进社会公平。第二层次的目标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降低住房空置率，有效利用稀缺资源，抑制房地产市场上过度投机需求。和这两个主要目标相比，增加地方政府的财税收入等都属于较低层次的问题。